王裕雄：促进体育消费 需要尽快转入精准施策阶段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促进消费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作为重要的新型消费，体育消费既是拉动内需、保障增长、促进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也是提高居民幸福感、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途径。王裕雄认为，促进体育消费需要尽快转入精准施策阶段。

　　体育消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正处在阶段性转换的拐点

　　作为重要的新型消费，体育消费既是拉动内需、保障增长、促进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也是提高居民幸福感、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途径。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体育消费快速增长，2018年全年体育消费规模已经达到了1万亿元，从已经发布了官方体育消费统计数据的几个地区来看，增速也非常可观，例如江苏2018年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同比增速超过了17%。这种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多年的持续发展，为体育消费需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与上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很类似。

　　但不可否认，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一段时间内密集出台了系列政策来大力促进体育消费。根据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王雪莉主任及其团队的统计，过去十年，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所发布的与体育消费相关的政策文件达到了70份左右，如果再考虑到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所发布的政策，可能数以千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促进体育消费的政策体系。

　　这可以说是过去十年，特别是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发布以来，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发展的重要成就：在不长的时间内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体育消费政策体系。随着这一阶段性任务的结束，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尽快转入新的阶段，即精准施策阶段。可以预期，随着时间推进，这种迫切性将越来突出。所谓精准施策，主要特征就是要加强体育消费政策效果的事前模拟和事后评估，从而保证有限的政策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其中，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事前模拟更为重要，这样可以保证政策出台的科学性，避免浪费政策资源。

　　应充分认识通过“精准施策”促进体育消费的迫切性

　　站在促进体育消费的立场用宽泛的视角来看，已有的体育消费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需求端政策，这类政策会导致需求曲线的移动，可以理解为让消费者在同样的价格下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这一类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意识、培养居民消费习惯、提高居民消费技能来实现目标。

　　二是供给侧政策，这类政策会导致供给曲线的移动，可以理解为让供给者在相同的价格愿意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三是消费补贴政策，例如常见的体育消费券以及价格补贴等。

　　四是市场政策，主要包括体育消费市场培育、市场机制建设、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相关政策，例如有些地区实施的体育商家诚信黑名单等。

　　毫无疑问，这四类政策中最主要的是需求端政策和供给侧政策。需要注意，需求端政策和供给侧政策产生作用的周期不一样。一般认为，体育消费意识、习惯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过程，甚至需要跨越代际才能实现，而且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培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现行的学校体育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制度。另外一个对体育消费需求起着重要决定作用的则是收入变量，这是由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决定的，现阶段基本上是每年6.5%左右的增速。因而，需求端政策效果需要经历很长的周期才能显现，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曲线不会因为政策的出台短期内发生快速的移动。所以过去十年，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给侧政策所带来的。

　　问题在于，如果说需求曲线不能快速移动的话，那么随着体育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到一定阶段后，体育供给政策的边际效果可能会不断下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一个区域没有体育设施时，投入经费建立了体育设施会大幅释放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政策效果非常显著；如果在此区域再建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四个体育设施时，如果区域居民体育消费需求没有发生大幅增长的话，必然从后面某一个设施开始(也许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等等)，其所能带来的居民新增体育消费开始逐渐下降，此后继续新建的话，其促进居民体育消费的效果也会继续降低，乃至接近于没有效果，这也就意味着从促进体育消费的角度来看，新建设施的决策是失败的。

　　过去十年，体育政策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政策体系，是在补短板，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是在“建设第一个设施和第二个设施”，基本上其边际效应是显著且可观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不做政策效果评估，问题可能也不会太突出，但是随着体育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后续政策的边际效果可能开始下降乃至无效，此时强调“精准施策”就具有迫切性。

　　政策效果模拟和评估是体育消费“精准施策”的基础

　　体育消费“精准施策”的关键是要加强政策效果的模拟和评估。不同的政策工具其作用机制和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只有在消费数据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判断具体政策工具的可能效果。下面举例说明：

　　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增长可以理解为经由广化和深化两种过程来实现，所谓“广化”是指越来越多的未进行过体育消费的居民开始参与体育消费；“深化”是指已经进行过体育消费的居民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大。我们在调查北京常住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发现不同的政策手段对这两个群体的作用效果完全不同。对于尚未参与体育消费的居民，主要原因与其人口学变量(包括受教育水平)紧密相关，收入水平、收入来源、住房等资产情况对其参与体育消费的决策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由于人口学变量与居民的消费意识和习惯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判断居民未参与体育消费还是由于消费意识和习惯而非经济条件的限制。

　　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对那些已经进行过体育消费的群体来说，上述经济变量对其消费支出额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合理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来促进两个不同群体体育消费的增长。同样，我们还发现体育设施、商业性体育服务供给的增加对于促进尚未进行过体育消费的群体去参与体育消费是无效的，而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赛事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宣传推广对此却有显著效果。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即增加基础设施、群众性体育活动和赛事、商业性体育服务等的供给对于促进现阶段已经参与过体育消费的居民继续扩大其消费支出则有显著作用。

　　上面的例子是基于我们所建立的北京居民体育消费数据库基础上的调查和研究，有些结论可能具有共性，有些结论则可能只适用于我们的调查区域。政策模拟和评估既涉及理论问题，但首先是实证问题，需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

　　但无论如何，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在促进体育消费过程中精准施策的重要性，一个政策出台前我们就应该预判政策的效果会如何，从而帮助我们根据政策目标的不同来选择不同政策工具或者政策工具的组合以及来确定合适的政策强度，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政策的有效性，才能保证使有限的政策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裕雄，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编号17YJA890026)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针对以上观点，王裕雄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您谈到精准制定和实施体育消费政策的基础是政策效果模拟和评估,能否请您详细谈一谈如何进行政策效果模拟和评估？

　　王裕雄：严格意义上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管是微观政策还是宏观政策，其实都需要进行评估，这是确保政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工作。这种评估包括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从政策制订环节来看，事前评估至关重要。所谓事前评估，其实就是政策模拟，通过使用过去的数据建立居民体育消费行为模型，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模拟出不同政策工具和政策强度下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变化，从而可以预先判断政策实施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为我们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提供支持。

　　记者：体育总局刚刚启动了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申报工作，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与您提到的体育消费政策和实施的精准化是否有联系？

　　王裕雄：去年国办43号文件中提出了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确定一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现在启动恰逢其时。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希望未来的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不仅仅是体育消费的发展走在前列，而且在体育消费政策制订的科学化和精准化上起到引领作用。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已经完成了体系的构建，迫切需要向精准施策阶段转变，很期待看见这一转变首先是从消费试点城市开始的，也许未来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可以将消费试点城市的实施作为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制订和实施阶段转换的重要标志。

　　记者：要实现体育消费政策制订的精准化是不是意味着数据很重要？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呢？

　　王裕雄：首先，体育消费政策制订的精准化离不开数据，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需要什么数据，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许需要进行专门的调查。目前，有一些省市正在逐步建立居民体育消费监测体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特别建议在建立居民体育消费监测体系的时候要做好顶层设计，一个好的居民体育消费监测体系不仅仅可以监测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和结构，还应该可以满足政策分析需要。也就是说这个监测体系不仅仅要能够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还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更好的去提升和改善。

　　记者：既然您提到了体育消费监测，据我所知确实有一些地方有这样的考虑，您能详细的谈一谈吗，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监测体系？

　　王裕雄：可以。通常所理解的体育消费监测统计主要是对居民体育消费情况进行监测，根据目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监测对象和监测方式。如果统计目的是准确掌握居民体育消费情况，最科学的方法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抽样调查，这种调查一般以年度为周期实施和发布，这种方法跟统计部门所进行的居民消费统计是一致的，其最大优点是能够保证抽样的代表性，而且每年的体育消费数据会比较稳定。当然，相对来说，成本也相对高一些，因此从实际实施来看还是有不少变通。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统计方法，这些统计数据的特点是未必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能够科学严谨的反映出总体的情况，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总体的变化趋势，或者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这些数据的优点是获取成本相对较低，周期短，例如利用销售渠道数据了解居民体育消费情况或者体育消费市场发展情况；利用专项调查数据来了解某一特定政策的效果；利用网络大数据来反映居民体育消费的热度和市场景气程度等等。

　　王裕雄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体育经济理论与体育产业政策、体育消费与参与、体育价值与经济社会影响、职业体育组织与规制。先后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委托课题，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发表文章多篇，并有多篇文章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校级研究中心。中心致力于推动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实现与国际接轨；致力于体育产业政策、体育公共政策和治理制度改革研究，服务于政府决策，打造体育强国建设的一流智库；致力于中国体育市场和体育商业模型研究，服务于企业发展，打造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思想策源地。